前几天读了《温家宝地质笔记》一书,深感总理作为一名地质赤子的爱民情怀。总理是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,算来是我的学长,我也曾在同一个校园渡过了七年的大学时光。从1960年总理上地质大学,到1998年我上地质大学,相隔38年。在这漫长的岁月里,中国社会翻天覆地,很多的记忆都随着当事人的消逝而湮没在历史纷杂的尘埃之中,难以轻易被后人知晓。总理的地质笔记,是我们了解那个年代的地质人生活的一扇窗口。
总理的地质笔记,给我的第一印象是:总理的字写得很漂亮。这一点很好理解,总理的父亲是教书先生,接收的是现代化的民国教育,这样的家庭背景出来的孩子,字必须写得漂亮。字迹工整,对于科研工作非常的重要,因为工整的手稿易于阅读和理解。不仅仅是给别人阅读,给自己日后阅读也是一样的。我会经常查看自己几年前的野外记录簿,簿中的描述某些场景,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了,像是在阅读一个陌生人的记录一样。我的字远远没有总理的字那么工整和漂亮,簿中某些描述,现在感觉不解。此时,才认识到字迹工整的重要性。
字迹工整只是最初的印象,印象更深的是总理担任领导职务之后,对80年代初期地质队困难局面的认识,表现出了一个爱国者的赤子之心。《向体改委汇报提纲》(288页)只有短短的2000余字,却把地质队内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建议非常生动的描绘出来了,让我惊叹总理笔下的真功夫。特别是讲到地矿部系统“广开”的净收入分配问题时,文字最为精彩。其文如下:
近两年来,我部系统每年广开[门路]的净收入约[2000]万元左右,但是从去年以来,财政上要从三个方面把这点收入的大部分收走。(1)交纳15%的能源交通建设基金;(2)税务部门征3-5%的工商税,有的还要征收50%多的所得税;(3)建行从1984年起,要对矿产品收入实行四、六分成,[60%]上缴总行,而且还要从1985年起,对外收入除商得建行同意,可提一部分福利基金和奖金外,其余抵作地质勘探拨款。这种政策不利于调动广开门路的积极性,必将导致富余人员坐吃国家预算的局面。我们实行广开门路,对外收入是适合地质部门实际情况的调节性政策,是对地质工作计划任务的补充和调节,希望能得到各有关部门的支持,并放宽政策。
第一,广开门路所得收入,除按规定向国家交纳工商税外,希望中央和地方财税部门准予免征所得税。从广开[门路]所得收入中支付的奖金不计入受控奖金总额和工资总额。广开[门路]及地质勘探中实现的矿产品收入仍按1978年规定全部留给地质部门,不上交国家财政。
第二,要求国家对野外地质职工的奖金,比照矿山采掘工人、搬运工人和建筑工人的做法,免征奖金税。
从语气上,“这种政策不利于调动广开门路的积极性,必将导致富余人员坐吃国家预算的局面”是一种很直接的否定表达,表现出了一个热爱人民的知识分子对不合理政策的强烈抗拒。在该句之后,又补充了一句“我们实行广开门路,对外收入是适合地质部门实际情况的调节性政策,是对地质工作计划任务的补充和调节,希望能得到各有关部门的支持,并放宽政策”,说明了广开门路收入在政策上的合理性,并用诚恳的语气劝说“有关部门”支持。接下来,又给出了两条具体的建议,言简意赅。能够写出这种文章的人,可谓是宰相之才。
这篇文章是1984年写的,反映的是当时地质行业的困难。30年后的今天,我们的地质管理部门的管理水平已经提高了很多,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。比如,横向项目的经费,五年前是可以相对自由的报销。但是,后来地调项目工作饱和之后,对横向项目的经费与国家财政项目实行同样的管理方式,使得横向项目失去了原有的灵活性,导致今日无人愿意接手横向项目的局面。这种局面与国家提倡的“产学研结合”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,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,也导致了富余人员坐吃国家预算的局面。虽世易时移,社会经济规律并不会发生变化,如王右军所说“后之览者,亦将有感于斯文”。1983年10月10日,41岁的温家宝被国务院任命为地矿部副部长。上面这篇给体改委的汇报文章,是他担任副部长九个月后写的。其情也真,其文也善。时至今日,当今之人读之,亦能感受到那个年轻的副部长的地质赤子情怀。